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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2015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进行公示

2019-05-22 15:08 来源:企业雅虎

  关于对2015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进行公示

  百度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要把党支部建设作为基础,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的总体谋划和统筹推进,重视基层党组织基础设施、活动场所、党内制度等硬件设施的建设,抓好带头人、党员队伍、工作运行等软件建设,积极打造标准化建设综合示范点,推动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创出特色、形成影响、取得实效,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工作基础,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井冈山斗争时期,敌人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食盐极度匮乏。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要建立经常性谈心谈话制度,进一步规范落实好“三会一课”制度,坚持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积极推行主题党日活动等多种丰富多彩的政治活动。

  五、加强国税文化建设,凝心聚力。加强理论学习,从精神上“补钙”“壮骨”,是党校学习的基本任务。

  打造党性锻炼的“第二课堂”观演后,学工人员对话剧《雨花台》和雨花英烈事迹展给予了高度评价。精心指导和抓好部门单位党组(党委)理论中心组的学习,发挥领导干部带头作用,带动和促进整个机关的学习。

机关党委送上了政治生日寄语,并赠送学习书籍,支部每位党员送上了政治生日祝福并畅谈感受。

  在党员志愿大服务行动方面,将推进机关党员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深化“平安杭州”“美丽杭州”“文明杭州”“关心关爱”“服务民生”等志愿服务行动,组织开展助推“最多跑一次”改革活动、“雷锋广场”大型广场志愿服务,培育志愿服务示范服务点,打造具有杭州机关特色的“红色钱潮”志愿服务品牌。

  树立核心意识。来源:杭州机关党建网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见证极不平凡的奋斗征程。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在提升政治觉悟、突出政治巡察、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上下功夫,坚决查处自行其是、各自为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树牢“四个意识”,坚持把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作为最大的政治,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党的组织生活严起,进一步严格机关党的组织生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印发的《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若干规定》和省委下发的《关于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的意见》,突出问题导向,以解决“灯下黑”问题为重点,认真执行“三会一课”、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主题党日、谈心谈话等制度规定,规范各级组织生活记录,保持党的组织生活这个“熔炉”的温度。

  百度据此,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的重大判断,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三是把纪律建设作为机关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突显出来。“如果党没有极严格的纪律……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都保持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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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2015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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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嘉:解决“类住宅”关键在于土地市场化改革

2019-05-22 08:20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五一小长假之前,上海市发布了《关于加强本市经营性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办公用地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商业用地未经约定不得建设酒店式公寓等“类住宅”;土地出让合同要明确商办持有比例和年限,持有期内不得转让;经营性物业要明确长期持有的比例;社区或住宅配套商业要长期持有。

这并不是一个孤例。此前在3月份,北京和广州就曾发布打击“类住宅”的一揽子政策,从销售对象(仅限企业)、设计报建(限制最小分割单位)、暂停贷款、停止项目审批等几个死角,全面堵死“类住宅”的生存空间。

“类住宅”缘何泛滥,地方政府为何要果断出手呢?

首先,商业办公(有其城市外围)租或售,都存在资金回笼周期长、利润不高的问题,商办用地建“类住宅”,对开发商而言是利润最大化和尽快收回投资的选择。

其次,互联网冲击实体商业,大城市产业升级(现代服务业贡献率超过70%),商办空间需求明显下降,商办项目很难招商,土地也很难卖个好价钱。

再次,住宅项目要配给公共服务设施,教育、医疗类设施还要独立供地。对于空间逼仄的北上广等大城市来说,住宅项目对政府和开发企业的压力较大。而“类住宅”项目不仅不需要配建公共设施,还享受住宅溢价。

最后,近年来一线城市人口涌入,住宅需求旺盛。房价“上台阶”,限购政策强化后,不限购和价格较低的“类住宅”就应运而生。2016年,北京和上海类住宅销售均价分别为每平方米29770元和25700元,仅相当于同期商品住房均价的72%和56%。由此,“类住宅”火爆就不难理解。

尽管“类住宅”客观上有生存空间,也补充了住宅需求,但其最大的问题是违反了土地用途管制、城市分区规划,造成城市生活和生产功能混杂,人为降低用地效率,并导致“城市病”更加突出。目前,“类住宅”主要集中的城市外围,本来基本规划为商业办公的区域,却集中了大量居住人口,加重了配套压力。区域内小商小贩、私立学校医院散点式无序分布,从外围到中心区的各条道路和轨交、换乘站点拥挤不堪。另外,“类住宅”泛滥导致京沪等大城市人口和空间“紧约束”政策失效。

近年来,京沪等城市在人口、土地供应上,均采取“减量发展”的政策。但是,“类住宅”以其不限购、低价格优势,成为外来人口“扎根”京沪的选择,而人口增加也倒逼城市空间扩张。

出现“类住宅”乱象,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政绩的规划。基于区域形象和短期GDP及税收政绩考核的考量,城市各区都有出让商办用地、建设商业办公中心甚至CBD的激励,但外围商办招商困难、经营困难。笔者调研,京沪深城市外围区域,商办项目除一楼底商餐饮、儿童娱乐还算景气外,二楼及以上空置现象比较严重。

监管不严是另一个直接原因。住宅销售能更快地赚钱、更快回笼资金、配套压力更少,更易于让土地卖个好价钱,部分地方政府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开发商在规划报建和审批阶段便为今后切割改造留下方便之门,而批后用途监管大多形同虚设。

不过,“类住宅”乱象真正的根源还在于用地。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很快、人口迁入很快,工业和传统商办用地的单位空间产出效率下降,用地供应理应向现代服务业及需求更大的住宅倾斜。

目前,包括一线城市在内,我国大城市40%~50%的存量用地为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不足20%,而国际大城市刚好相反。原则上,土地所有者要追求更高产出和更高地租回报,工商和传统商办用地就会被现代服务业、居住用地所替代。同时,土地用途周期(最少40年)一般大于产业周期。互联网冲击下,产业由盛转衰或被消灭的周期也缩短了,客观上存在着调整土地功能的需要。但在我国,用地功能转换并无这样的市场化倒逼机制。

对此,各地需要对用地功能进行调整,对于涉及区域规划的调整须经政府审批程序,召开听证会,重签土地出让合同并备案;另一方面,用地功能调整涉及企业转制,转作住宅要补缴土地出让金,增加公共配套支出,但原用地主体很多是国企,转制困难、无力补缴地价,很多企业往往还希望“借地生财”,导致功能转换停滞。

于是,城市外围就批出了大量工商业用地,而原有工业、商办也难以盘活,导致住宅用地紧缩,也由于外围工商业“不经济”而导致“类住宅”泛滥。

因此,解决“类住宅”,一方面在于刚性的存量土地盘活机制,以地均产值、就业人口为刚性指标,建立划拨类工业用地和园区腾退红线,触及红线的工业用地和园区一律收回;另一方面,应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少地方政府基于短期经济和业绩考虑的用地行为;最后,要加快推进制造业去产能,腾出无效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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